首先在避难所里休养生息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方法和时机走出去，他们在这里有充足的食物水睡袋，他们并不着急，况且外面的情况很可能比里面更危险。

此刻的唐惜雪并不担心外面如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来他们被困在地下通道当中是绝境九死一生结果却因祸得福，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还有了一处完美的避难所。

对此唐阳羽也十分满意，因为他太久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的休养生息了。

在他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思想，在闹市中才能寻找到真正安全之所，躲进山林反而危险。

可他似乎在哪个次元的空间都无法找到这样的闹市安全之所，他脑子里大隐隐于市的人一直都有那么几个并且印象深刻。

东方朔的“大隐”就是避世金马门，隐居于朝廷。之所以称之为“隐”之“大”者，是因为隐逸于朝廷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朝廷岂是隐逸之所？这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因为在东方朔之前，隐居避世之士大都选择远离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庐，前者如伯夷、叔齐，后者如长沮、桀溺。

而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隐逸凸显的是隐逸主体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维护。至于隐居山野或朝廷，那只是形式问题。如果过于看重形式，拘泥形式，而不执守隐逸的内在旨趣，那反而极易走向其反面，走向如唐朝卢藏用那样的“终南捷径”。

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东方朔的大隐思想，视自我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同等重要，它并不主张只有精神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

伯夷、叔齐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古人以他们为高尚守义的典型。

东方朔也曾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效法的楷模，“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但是，东方朔认为，伯夷、叔齐远离朝廷，隐居山林，不仅于现实政治丝毫无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成就了高尚的精神节操，却在生活困顿中双双饿死，没有保全自我的生命，这种“贵心伤身”的处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无不利”的义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养生之道。

他们与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们有何区别？

所以，尽管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东方朔却直言“首阳为拙”，不取其道。

周朝诸侯国鲁国柳下慧的事迹在《论语》、《孟子》中都有所记载和评论。他为鲁国仕师，“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鲁国隐避他乡；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辞掉，在朝廷上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办事奉行自己的原则。他被遗弃也不怨恨，身处穷困也不忧愁。即使是与乡下佬相处，柳下慧也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

他的名言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由此看来，柳下慧是一个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精神的两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尽管孔子评说柳下慧“降身辱志”，但东方朔仍然称赞“柳下为工”，并效行其道。

东方朔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有个性的人，他的隐士生活不是为了真正的归隐而是为了出世。

唐阳羽的想法也是如此，他需要有一个隐藏起来休养生息的安全之所然后重新上路重新成为一个王者。

毕竟原来的意思并非如此，东晋王康琚《反招隐诗》的开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李善注：“《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生於殷时，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

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隐居。

朝市，原指朝廷和市场，泛指人口稠密的热闹地方。东晋还有邓粲也说过:“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

这种思想的来源很早。

老、庄哲学中已有混迹人间而心离世俗的思想，只是没有说得那么明白。如《庄子·则阳》：“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

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子路曰：’是稯稯何为者邪？’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到了西汉，东方朔作歌云：“陆沈於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意思就比较明白了。西汉末的扬雄在《法言·渊骞》也有“柳下惠非朝隐者与”之语。

唐代白居易《中隐》诗的开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于大小隐之外又提出了“中隐”。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就更加分明，大概是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