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艳电”，发表人是汪精卫，他公开表示亲日反共，号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zhengfu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汪精卫打出了乞降的旗帜，公开投靠日军的举动，在全国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戴笠快步走进蒋公馆的时候，蒋介石仍在大发脾气。一看到戴笠，他就劈头盖脸地摔了一个笔筒过来，痛斥道：“一群废物！饭桶！连一个汪兆铭你们都看不住！现在全国都在指责我党卖国求荣，你们要我如何向天下人交代？闹到这个局面看你们如何收场？”

戴笠知道在这种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错误。他干脆直接跪在地上，对蒋介石说：“学生办事不力，任凭校长责罚，毫无怨。只是现在木已成舟，希望校长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戴罪立功。”

蒋介石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下了最后一个命令：“最后，让郑介民亲自带队到河内了结了汪兆铭，以谢天下。这件事的重要性你知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这……”戴笠嘴里答应了，眉头却皱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比从前任何行动都要困难，也比从前任何行动都要重要。如果完成了，是大功一件，如果没有完成，他这个军统局长也要负全部责任。让郑介民带队，等于是有功归他，有过错归自己。对戴笠来说捞不到任何好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亲自向蒋介石接下这个任务。

戴笠说：“校长，这次行动关系重大。郑介民他很少直接指挥行动，我怕他到时慌了手脚。而且这么多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令部二厅，对军统局的许多情况日见生疏，由他出马指挥，许多方面不熟悉，难免贻误战机。我能不能请缨亲自担任这次越境刺汪行动的总指挥，为校长效力？”

蒋介石看了他很久，终于点着头说：“你考虑得周到，很好。就按照你说的办。”

戴笠带着阴沉的笑容走出了蒋公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经历一个非常忙碌煎熬的冬天。戴笠在这之前虽然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次ansha行动，在布置行动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要完成对汪精卫的刺杀执行难度实在太大。

第一难是因为这是一次国际行动。戴笠从来没有组织过越境ansha，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之前在国内组织的ansha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人员大都是当地熟悉情况的“老地方”，不管是刺杀还是逃匿都非常方便。而这次要想功成身退则很难。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再加上语不通、地形不熟和风俗不懂，这就使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致全盘大错。

第二难是因为时间短，眼目多。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要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准备的时间实在仓促，难以周密筹划。汪精卫此时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是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受到法国和日本当局的密切注视。要躲过日法的监视，还要躲过汪精卫的防备，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他们的枪才刚刚举起，脑袋就开花了。

第三难是因为汪精卫的卫兵也不是吃软饭的。和戴笠一样，汪精卫一生中与ansha有着不解之缘，他既ansha过别人也被别人ansha过，从炸弹和子弹中滚爬过来的，甚至从必死的偷袭中捡回过一条命。以他的机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他。既然如此，他肯定也想过应该如何防范。普通的那些ansha手段对付他肯定是行不通的。

这三难让戴笠也犯了难，他跟郑介民一起商量过许多套方案，不停地推翻重建，考虑周全。多少个不眠之夜就在这样的谋划中无声滑过。

1939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zhengfu之前把他除掉。

1939年1月中旬，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进进出出的是几个神色紧张，形容鬼祟的中年人。他们就是戴笠、毛万里、季若恂等军统人员。他们在此处设立了刺汪指挥中心，因为进出香港不用受到签证等手续限制，而且有交通工具直达河内和重庆，交通便利。同时，军统局在香港经营多年，特工力量雄厚，各种设施齐全，便于调用。匆忙安排好毛万里进驻香港高街的6号联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