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7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3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在如果7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ansha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都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也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3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是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在重庆蒋介石的公馆里，他看着报上的《举一个例》，脸色越来越青紫，越来越狰狞。汪精卫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zhengfu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戴笠此时已经率领河内行动小组的成员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事情的全面情况，并自请处分。戴笠说：“这次行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说要检讨当时的得失，那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蒋介石听戴笠絮絮叨叨地说着，声音沙哑，已经几乎听不清他的声音了。再看看他消瘦而没有血色的面孔，心里也不免难受起来。他知道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这次失败，与其说对蒋介石的执政是一次重大打击，不如说对戴笠的心理防御也是个不小的冲击。客观地说，河内刺汪的计划天衣无缝，只是汪精卫命大，又让他逃过一次。

想到这里，蒋介石简直想要亲手掐死汪精卫，可他还是忍住内心的狂躁，慢慢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他面无表情地想了很久很久。在这段时间里，戴笠等人仿佛都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阴森窒息。

不料蒋介石说：“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你们也都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戴笠愣了半天没有回过神。等他意识过来之后，他从内心濒死的遗憾中又生发出了继续追杀汪精卫的决心。

而在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zhengfu就接到其驻河内领事馆的详细报告，临时召开了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不久，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经海防乘船到达上海。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尽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ansha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zhengfu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

河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他们迅速与原中统局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组织进行联络，商议合流事宜。当时已经投敌李士群、丁默邨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于是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经过